百年老图迎新春（上）

百年老图迎新春（上）

传教士和他的《中国地图》

1854年，英国传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年）来到中国，先在上海、汕头等地传教，后于1857年定居宁波，并成立“宁波差会”。1865年6月戴德生将宁波差会改名为“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简称CIM），总部最初在杭州，1890年迁至上海。其主要方针就是召募前往中国内陆地区进行长期工作的传教士，将基督教信仰传入中国内地。十九世纪末，内地会已经发展成为在华规模最大的一个基督教（新教）传教机构，神职人员分别来自英国、美国和北欧国家，这些传教士带着极大的热情，不计报酬、不辞辛劳地奔波在偏远的中国内地，每到一处，就建立起宣教站，然后迅速向四周扩展。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内地会的传教士已超过千人，建立传教点数百个，散布于全国十八个省份，北至蒙古，西北到新疆，西南至云南。三十年代，在贵州黄平传教并帮助过红军的薄复礼（勃沙特）亦是内地会的成员。解放后，内地会从中国大陆全部撤离。1964年内地会更名为海外基督使团（The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或OMF International），主要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从事基督教传教活动。

    1890年10月，戴德生的外甥海思波（Marshall Broomhall，1866—1937年)也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的父亲海班明及兄弟海帼德、海国禄、海懿德、海文启等均供职于内地会，都曾在中国各地进行过传教工作。海思波先在安庆的内地会语言学校学习一年，毕业后被派往山西太原。随后又调往山西洪洞，与内弟何斯德（Dixon Hoste）和芮明哲（Gilbert Ritchie）一起工作。1896年开始在洪洞一带主持传教事务，1900年回国，在伦敦担任内地会秘书。1937年在英国去世。

    海氏著述颇丰，除长期职掌内地会期刊《百万中国人》（China's Millions）的主编外，还著有《中华帝国传教调查》（又名《大清国》）、《信仰和事实，内地会历史》、《内地会五十年》、《伊斯兰教在中国》、《圣经在中国》等，在东西方影响颇大。例如《伊斯兰教在中国:一个被忽视的问题》一书,成为西方学界迄今为止进行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必读书；《中华帝国传教调查》是研究晚清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发展史和晚清社会政治现状的珍贵历史资料等等。

    在中国鲜为人知的是，海思波曾主持编纂了一本在西方地理学界影响颇大的中国地图集，“十六、十七世纪被称为是地理大发现、地理学大发展的时代。来华的传教士耳濡目染,受这种时尚的影响,大都重视地理学。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是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的。在华的早期传教士几乎是人人都有地理测绘方面的实践和地理考察著述。尤其是清初来华的法国耶酥会传教士受政府委托进行东方国土和航线的测量,因而他们也就更在这方面用心。西方的传教士们对中国地图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牛汝辰：《地图》杂志2002年06期）”。诚然，传教士来华，地理学和地图学是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个学科，传教士们带来的各种类型的世界地图，大开中国人的眼界，可以说，中国人对世界的完整认识，就源自传教士带来的世界地图。同时，这些传教士也绘制了大量的中国地图带回欧洲，例如罗明坚的《中国地图集》、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卜弥格的《中国地图集》等，都在西方世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对欧洲人了解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大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07年，中国内地会为纪念新教传教士来华传教一百周年，决定出版一本最新的中国地图集，海思波自1905年起着手准备，经过两年半的艰苦努力最终完成了这本《Atlas of The Chinese Empire》（亦可译作“大清帝国全图”）。地图集于1908年8月由中国内地会发行，摩根·斯科特出版公司伦敦初版，八开布面精装本，外观采用了中国人喜爱的大红颜色，封面右上方自上而下楷书“中国地图”四个烫金大字，这也是整本图集唯一出现的汉字；正中为烫金花框内书英文“Atlas of The Chinese Empire”。装祯风格简洁明快，喜庆有加。序言的主要执笔人是曾任英国驻华公使、代表英国签署《辛丑条约》的埃内斯特·萨道义（Ernest Mason Satow，1843—1929年，又称埃内斯特·马松·萨托，日文名佐藤爱之助）。

    图集主要包括地图和地名索引两大部分，地图除前面的一幅检视图（Key map）外，共计有蝴蝶装单面彩印分省图22幅，地图绘制者是英国地图学家、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爱德华·斯坦福（Edward Stanford，1827—1904年），其亦为英国有名的地图出版商斯坦福出版公司的创始人。各图依次为广东（Kwangtung）、福建（Fukien）、浙江（Chekiang）、江苏（Kiangsu）、直隶（Chihli）、湖北（Hupeh）、江西（Kiangsi）、安徽（Anhwei）、河南（Honan）、湖南（Hunan）、甘肃（Kansu）、陕西（Shensi）、山西（Shansi）、四川（Szechwan）、云南（Yunnan）、贵州（Kweichow）、广西（Kwangsi）、新疆（Sinkiang）、满洲（Manchuria）、西藏（Tibet）和蒙古（Mongolia）。其中，新疆、满洲（即东三省）、西藏及蒙古四幅比例尺均为1：7500000，其余各省一律为1：3000000。地名索引16页附后。该图集在编制上与同时代出版的各种中国地图有较大的不同，极具自己的特色：

   首先，各图的绘制采取本省区域底色留白，外省（国）区域底色留青的方式，整体而言清爽不显单调、庄重不显张扬。图中各城市或居民点用六种不同的符号标示，红底双方框表示京师及省会所在地（大写粗黑体字母）、红底单方框表示“府（fu）”、红底菱形方框表示“厅（ting）”、红底长方形方框表示“州（chow）”、红底小圆圈表示“县（hsien）”，以及用白底黑圈表示其他村镇。交通通信设施则标注了已成铁路、未成（计划）铁路、大道（用细黑线表示）、海运航线、运河及电信局等。

    其次，一反中国本国地图传统上以京师所在地省份为开篇的习惯，将广东省作为该图集的首图。这是自清初以来广东在与西方关系上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恩准开海贸易，设粤、闽、浙、苏四海关，可以进行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务。而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闽、浙、苏三海关被封闭，广东海关遂成为全国对外通商的惟一口岸。嘉庆十二年（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受伦敦布道会派遣来到广州，成为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的第一人。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割让香港与英，并开广州等五处为通商口岸，香港成为英国在远东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枢，进而广东的重要性对于英国及整个西方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将广东省作为第一图也就不奇怪了。

    第三，由于图集主要为基督教传教机构及其旗下的传教士负责编辑与出版，所以图中特别注明了中国内地会在各地所设立的宣教点（Protestant Mission Stations），并用红色十字架的符号进行表示。鸦片战争时，中国约有三十万的地下天主教徒，基督教(新教)则未公开传教，仅澳门有约20名英美传教士在进行一些准备工作。战后，来自英美德三国十余个基督教(新教)差会也纷纷在五口设立教堂、学校、医院。1858年《天津条约》的签订，使传教士取得了在中国内地传教的特权。中国内地会成立后，基督教传教活动迅速发展，到1927年初，国内共有937个宣教站，几乎遍及除西藏外的所有省份，教徒估计已达数十万以上，仅在云南边陲少数民族地区，就发展了约六万教徒。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图集出版时台湾已被日本占据，但编者仍将台湾（图中作Formosa〈Taiwan〉）列为附图列入在福建省图中一角，主观上我认为是由于台湾台南（Tainan）、淡水（Tamsui）、打狗（Takow，今高雄）等地设立的七个宣教站仍归属于中国内地会的管辖与领导之下，因此编者将台湾编入本图集之内。就客观而言编者是认同台湾本属中国之固有领土这一历史事实的。

    当然，这本地图集也有一些不足与失误的地方，例如行政区划标示不清，没有细化到府州厅一级；对地名的标注未做到详尽全面，略显苍白单薄，存在比例失调的现象，也未体现出地形地貌；道路和河流的区别模糊难辨，让人容易误读等等。此外，编者将新疆、西藏、蒙古及东三省说成是中国的附属地，对我藏南与英属印度之间的边界绘制也甚为不明了，当时“麦克马洪线”还尚未出现，却基本能看出是把藏南划出去了（不过“达旺（Dawang）”一地仍绘入我国境内）。这里编者是站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的立场上而为之，不足为怪。

    清朝覆灭之后，内地会于1917年再版了该图集，中文名称未变，而英文则改为《Complete Atlas of China》（可译为“中国全图”）。近代百余年，在帝国主义侵华过程中，西方的教会势力扮演了一个急先锋的角色，卖力地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与宗教渗透，一些传教士甚至直接参与到侵略活动中。这些外国教会的侵略行径和传教士的胡作非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清末全国各地不断爆发反洋教的斗争，教案频发，最后汇合成震惊世界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不过，一些传教机构与传教士在中国办医办学出版书籍刊物，客观上也对中国社会近代化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带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海思波编纂的这本《中国地图》也算是几百年来西方传教士有关中国的地图作品中难得和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吧。

   这本《中国地图》在国内已相当少见，记得几年前孔夫子旧书网上曾连拍了初版、再版两本，好像都过了二千左右，最后皆为一上海图友所得，我当时也参与了竞争，因为这位好友志在必得，也就友情放水了。多年来是梦寐以求而求之不得啊。孔网上有一本现售，然开价甚高，故望而兴叹。去年年底在ebay上终于现身了一本，开价较国内低了许多，喜不自胜，毫不犹豫地拍了下来。此本为一法国藏家所出让，收到时是2011年的12月22日，品相绝佳、几无瑕疵；更让人惊奇的是，在图集扉页的天头上，留下了原藏者草签的名字及日期，他得到这本地图集的时间竟然是“1911年12月22日”，整整一百年之后，它越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我的手中，这难道也是冥冥当中早已注定了的吗？！

（2012年1月22日）